数字化孤独（书）
日渐发达的社交媒体、移动网络，能不能帮助人类创造一个更有爱、更温暖的未来？
18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 · 边沁（Jeremy Bentham）和他的弟弟塞缪尔（Samuel）——一位杰出的海军建筑师和工程师 ——提出了“圆形监狱”（panopticon）概念。当时，塞缪尔生活在俄罗斯，为克里切夫的波特金王子工作。塞缪尔负责监督造船和各种制造业企业，他提出了一个十分独特的构想，能够解决主管们所面临的挑战：如何培训并监督没有经验的工人。通过一系列通信和谈话，塞缪尔和哥哥杰里米 · 边沁共同设计并完善了圆形监狱结构。在塞缪尔最初提出的构想中，一个人可以站在位于圆形中心的瞭望塔上，监督整幢建筑内各个房间的人的行为，这座瞭望塔被设计成分层的圆形大厅。远在英国的边沁进一步完善了这设计，借助对社会改革的兴趣，他将这种构想正式应用到监狱的设计中：警卫的瞭望塔位于圆形监狱中央，囚犯的牢房则环绕在瞭望塔四周。所有的牢房都面向中央的瞭望塔，但在这种设计之下，没有一个囚犯会知道他们是否正在被监视。圆形监狱设计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结构会对被监视者产生潜在影响：由于囚犯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他们会因此而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说，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既是一种能够观察他人行为的建筑设计，也是一种监视理论建构。
社交媒体出现后不久，人们开始将圆形监狱概念应用于技术世界。圆形监狱的结构与社交媒体架构惊人地一致。但在社交媒体上，圆形监狱的设计被彻底翻转过来：人不是站在“牢房”里，而是独自站在圆形中央；反之，观察者站在四周的“牢房”里，观察着瞭望塔上的人的一举一动。这个人是否真的正在被监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感觉到自己正在被监视。就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情况来看，这种感知与现实相符。
现代哲学家，如技术哲学教授阿尔贝托·罗梅莱（Alberto Romele）和他的意大利同事，将这一带有反乌托邦色彩的观点推进了一步。他们认为我们这些选择参与社会技术世界的人，其实是在将自己置于“自愿的奴役”之下，尽管我们知道自己的隐私数据正在被社交媒体网站和电子设备所收集和使用，但我们还是自愿在网上披露个人的详细资料。对这些伪装成社交工具的监视实体来说，我们只是一群可以被研究、被货币化、被操纵来执行各种行动的数据点。从购买产品到为政治候选人投票，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营销机器中的齿轮。我们对这些系统的服从，通过我们的持续参与，体现了我们心理防御的否认状态。根据社会学家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的说法，这是人类在一个充满恶行的世界中的永久状态。作为有思想的观察者，我们承认世界存在各种问题，但为了应付这些问题所引起的不适感，我们依靠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比如否认，故意从意识中消除掉这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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